A. 刑事毀壞

根據 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60條 ，任何人如無合法辯解而摧毀或損壞他人財產，意圖作出上述行為，或罔顧他人財產被摧毀或損壞而作出上述行為，都屬違法，最高可被判終身監禁。當有財產不合法地被摧毀或損壞，便屬刑事毀壞，這裡涉及的範疇非常廣泛，除永久或暫時性的實質損害之外，還包括永久或暫時性令財物失去價值和效用。例如塗鴉可被歸納為此範疇，因為即使它可被抹去，被塗之物例如牆壁，在被抺乾淨之前，已有明顯改變。故此， 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60條 可適用於禁制纏擾者一旦因受害人拒絕見面，為報復或惱怒而損毀受害人的財物，如用鑰匙刮花車身，或在受害人住所門外塗鴉。

根據 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59條 的釋義，財產可指不同種類的東西，包括電腦或電腦貯存體內的所有程式或資料。因為電腦的運作，本身是依從電腦擁有人而設定，若然有人誤用他人電腦，把內裡的程式改變、刪除或增新，便可算是摧毀或損壞他人財產。如纏擾者出於報復受害人沒有答允見面或拒絕接收禮物，錯誤使用受害人電腦，則犯了刑事毀壞。

B. 禁止某些恐嚇行為

根據 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24條 ，任何人如威脅另一人損害對方的名譽或財產，或進行非法行為促使他人受到威脅，導致該人士作出他在法律上非必要的行為，或不作出在法律上有權作出的行為，都屬違法，若 循簡易程序 被定罪可被罰款2,000元及監禁兩年，若 循公訴程序被定罪 ，則可被判監五年。

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24條針對的行為，與恐嚇受害人有直接關係，故此，條例規範的還可包含受害人因受到人身、名譽或財產的威脅，而被迫與纏擾者見面或與纏擾者保持聯絡。這種威脅涉及人身安全，亦可以是有關第三者的名譽或財產損害。譬如說，纏擾者要求受害人順從要求，否則便加害受害人的家人。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24條能阻嚇部份纒擾者行為，但它牽涉的範圍晦澀，警方須考慮個別案件性質和證據是否充分才可採取行動。

欲了解更多，可參考家庭暴力與求助。

C. 遊蕩罪

根據 第200章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160(1)條 ，任何人如在建築物的共用部份遊蕩，意圖干犯可被逮捕的罪行，可處罰款10,000元和監禁六個月。在法例 第1章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 第3條 中，可被逮捕的罪行，意思是犯罪後一經定罪，須履行法律所規限的固定刑罰（例如謀殺），或須被判監超過12個月（例如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），而犯罪人士是有意圖干犯該罪行。 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160(2)條 指出，任何人如在建築物的共用部份遊蕩，妨礙他人使用該地方，亦屬違法，最高可被判監六個月。 第160(3)條 則指明，如在建築物的共用部份遊蕩，導致他人合理地擔心自身安全和利益，則屬犯法，一經定罪可被判監兩年。建築物的共用部份，包括出入口、大堂、行人道、走廊、樓梯、平台、天台、升降機、扶手電梯、地窖、洗手間、水廁、洗衣房、澡堂或廚房等大廈住戶的共用空間，還包括圍地、車庫、停車場、車棚或小巷。

任何檢控和定罪，都要考慮刑期是否足以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和能否阻嚇纏擾行為。在 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區伯聰案 中，被告區伯聰被控遊蕩致他人擔心罪，違反 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160(3)條 。控罪指，他在公園遊蕩時，令一名女學生合理地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利益。當時，區站在一群女學生面前，蹲下身，望入其中一位女生的裙底，令到該名女生十分害怕，因為她不知道之後會發生甚麼事。區後來走開，但繼續逗留在公園內，望著其他女生。區經上訴後被判囚兩個月。

D. 與刑事恐嚇和遊蕩致他人擔心罪相關的案件

香港特區政府訴Pearce Matt James案 說明了同時涉及刑事恐嚇（違反 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24條 ）和遊蕩罪（違反 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160(3)條 ）的情況。被告與任職教師的受害人曾有短暫的戀情，當兩人關係告終，被告多次前往受害人工作的學校，並帶同內詆譭字句的標語和派發傳單。受害人作供時指，即使要求被告離開，他依然要接近她，向她投擲啤酒，用手戳她，更在沒有她的同意下，闖入受害人寓所。受害人供稱很害怕、徹底崩潰、十分悲傷，感到被羞辱，不停地哭。被告被裁定十五項刑事恐嚇和遊蕩致他人擔心罪名成立，監禁四十二周。他就定罪上訴被駁回，但刑期獲減免至入獄八個月。

在這案例中，控方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曾作出的行為持續了一段長時間，亦有可靠證人證明被告作出的行為。被告從來沒有就事實提出爭議，但針對刑事恐嚇和遊蕩罪名，被告則辯稱自己有權作出這些行為，因為根據 《基本法》 第27條 ，香港居民享有言論、新聞、出版、結社、集會、遊行和示威的自由。當時的暫委法官賴磐德反駁被告的觀點。他指出，視上訴人的爭拗點是攻擊 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24條 和 第160(3)條 不合憲。如果一條法例牴觸 《基本法》 ，法院會在合理的情況下取締它，當中須考慮必要性和是否相稱。兩項條例長久以來都能通過人權法案。事實上， 第160條 曾經在通過人權法時作出過修訂。法官指出，並不懷疑這些法例的存在，是為了良好原因，它們合法、必須要存在以保障市民免受某些行為的傷害，對抗需要禁制的惡行，比例相稱。在香港，如果有人強迫另一人離開自己工作崗位，原因只是「我有權示威，我獲允許這樣做」，那將是悲痛的一日。所以，法官裁定被告有關對刑事恐嚇和遊蕩罪不合憲的上訴失敗。

E. 以威嚇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

以威嚇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罪，違反 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119條 。條例指出，任何人如以威脅或恐嚇的手段，促致另一人在香港或外地作非法的性行為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可判監禁14年。

根據 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117(1A)條 ，如有人作出下列行為，即屬觸犯作出非法的性行為罪：

1. 進行非法性交；
2. 與一名異性的人進行肛交或嚴重猥褻行為，而該人是不可與該異性進行合法性交；
3. 與一名同性的人進行肛交或嚴重猥褻行為。

《刑事罪行條例》 第119條 中的「非法性交」，意思是進行未得同意的性行為。「促致」可以理解為用特殊方法取得、得到或獲得本來並非屬於該人士可得到或獲得的。

其中一個與 第119條 相關的好案例，是 香港特區政府訴Wong Dawa Norbu Ching案 。受害人在非情願下與被告性交，原因是被告威脅對方，會要在YouTube和Facebook發佈受害人的裸照，以及把照片寄給受害人的男朋友。另一宗相似的案例，是 香港特區政府訴Liang Fu Ting案 ，被告威脅女事主進行性交，否則便在網絡上發佈她的裸照。受到被告的威嚇，受害人被迫兩度與他性交。

就罪行性質而言，以威嚇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，與違反 《盜竊罪條例》 第23條 的勒索罪有部份性質重疊。以上述兩宗案件為例，檢控 第119條 罪名會更合適。兩宗案件可被視作纏擾行為，被告持續聯絡受害人，從而削弱對方的意志，獲得性交機會。